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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行平台他介绍，财政部门这次针对存量资金和结转结余资金，采取了一系列监督制约举措，这样就不会再让这些资金趴在账上“睡觉”。通过压缩预算安排规模、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等举措，可以强化财政资金的使用合理性，提高其使用效益，更好地把结转结余资金，在公共预算中合理利用起来。

虽然降低养老金涨幅有其客观原因，不过对于这项涉及众多参保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朱俊生分析，还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制度性规定，明确一系列的调整涉及因素，以及调整规则、公式和算法。

马旭：教育部应增设儿科专业，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但是比较难。因为儿科比较特殊，儿科的病情、诊疗及用药，都跟成人完全不一样。在西方国家，儿童药品很丰富。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给儿童看病时，给的还是成人药，只是告诉该吃百分之多少，这是不合理的。中国的所有药品里，只有不到10%是儿童药品，而且都是很“老”的药。

不过，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养老金之间的标准差异明显。中国人民大学基于全国28省、134个县区，462个村居所做的调查显示，从养老金的中位数看，从高到低依次是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老年人的养老金（3000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2300）元，城镇居民社会养老金（1070.9）元，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中位数仅为 60 元。

实现全覆盖后，派驻监督单位增加了８７个，派驻机构却减少了５家，副部级和司局级职数没有增加一个。

新京报：“托幼”机构是什么样的模式？

对此朱俊生建议，当前我国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同时整顿相对较为无序的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他强调，今后一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要实现制度的透明化，一定要将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工资调整向社会公开，接受各界的合理监督。

随着全面二孩时代到来，北京同样面临着儿医紧缺的问题。方来英介绍，医疗资源是社会紧缺资源，而儿科作为其中的矛盾更加突出，这是长期以来由儿科医疗服务价格问题、医生收入问题引发的。“儿科医学要求高收入低，医生给小孩看病比大人还有技术难度，因此，儿医紧缺，这在全面二孩放开之前就存在的，放开后这方面会更严峻。”